编者按
第二轮“双一流”高校名单还未出炉，但关注度已然不低，网络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猜测。从“985”“211”，到“双一流”，大家在谈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这些高校上。诚然，“双一流”高校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的走向，但从数量上来说，还仅仅是我国高等院校的很小一部分。
截止2020年6月30日，我国高等院校数量达到3005所，其中一般高等院校2740所，含本科大学1258所、高职院校(专业)学校1482所，成年人高等院校265所。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42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95所。
那么，数量上占大多数的非“双一流”高校生存境况如何？是如何努力发展、积极变革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从解“小学校”的“大困局”，到推动已经“慢半拍”的转型，再到各个阶段学校发展理念在人才、学科、结构等方面的调整，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姚书志的这篇文章记录了他实实在在的实践经验，未回避问题，也未夸大其词。
作者：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姚书志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2020年学位授权审核结果，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极大关注和广泛讨论。校内教职员工也无不对我校来之不易的成绩感到欢欣鼓舞，一些校友也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一些熟悉高等教育的朋友也纷纷表示祝贺。身临其境，我自然也浮想联翩，心潮起伏。静心思之，甘苦自知。仅就梳理形成并牢牢把握发展理念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尽管难免敝帚自珍之嫌，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愿意整理并和大家一起分享。
1、“小学校”的“大困局”
无锡轻院和西北轻院（原北京轻院）原来都隶属轻工部管辖，西北轻院由于成立早一段时间，往往被部里高看几眼，自己也常常以“老大”自居，公开私下场合都觉得自己是轻工第一所高等院校，现在还有人难于去掉“轻工长子”情结。后来，无锡轻院更名为江南大学，西北轻院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特别是江南大学进入了“211工程”建设高校，归教育部直属，陕西科技大学划转至陕西，成了西部省属院校，两校之间的差距明显拉大，陕科大人才承认自己落后的现实。
有一次，我向时任江南大学校长陈坚院士请教“双一流”建设的经验，胖乎乎的陈院士以一贯笑眯眯的神情对我说：“我们轻工类小学校……”我起初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看着他气定神闲的模样，再低头认真想一想，才领略了院士的深意。
英国著名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有个广为传播的论断，即“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从遗传上看，我们常常以全国第一所轻工院校而引以为豪，轻工特色也一直是我们被校内外广泛认可的一张“王牌”。
但大家都知道，轻工行业主要是为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应运而生的，产品涉及“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人类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虽然从体量上看，轻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三分天下”，但行业细碎庞杂而多样。其涵盖的众多行业大都贴近人民的生活实际，“绝活式”的“一招鲜”“小窍门”比较多，而可能提炼出的关键科学问题较少。
轻工行业的很多门类就是从传统的手工艺发展起来的，有着天然的、浓厚的“小作坊”和“小生产者”特质，很容易产生自给自足的封闭意识。轻工人的工作环境，也缺乏像机械化大生产工人所需要的配合与协作，容易形成师傅带徒弟式的相互提防的“小炉匠”。在这种意义上说，面向轻工的行业类学校确实有着学科门类小而杂、学科地位偏而低的问题，轻工类院士在工程院、科学院数量少就是很好的证明。
从环境上看，学校1958年在北京创建，无论是办学环境还是办学理念，都应该形成了比较开放的气质。但是我们在首都办学毕竟只有短短的12年，1970年搬迁至非省会城市咸阳后，由于多种原因，当时从北京来的很大一部分教职工又都回北京去了，留下的多是工作时间很短的年轻教师和部分行政保障人员，很多真正具有“大视野”、见过“大世面”的人，几乎都又回了北京，首都办学开放的气质也就遗传的比较少。在非省会城市办学的36年里，本来就比较少的开放气质，在艰苦封闭的环境中逐渐被消磨殆尽，内向气质越来越浓厚。学校不但与上级主管部门联系愈加稀少，就是与陕西省以及省内各高校也逐渐疏远，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存在感”相对较低。学校没有进入“211工程”建设高校既是开放不足的结果，也是导致学校更加闭关自守的原因。
而且随着行业主管部门的撤并，学校划转到地方，与原轻工行业系统关系的剥离弱化，随之面临着支持有限、资源不足、经费紧张等一系列实际困难。2006年，学校主体搬迁至西安，来到西安的这15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打破这种内敛的气质，但是由于学科专业一直没有找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突破口，导致摆脱遗传和环境共同造成的先天局限和鲜明烙印的成效，一直不够显著。
出身不由自己，命运可以选择。在全面实现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高等教育风起云涌改革发展大潮中，是要找准定位、激流勇进，还是按部就班、随波逐流，却是摆在学校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轻工类高校内涵发展的内涵又是什么？具体到我们学校，外延式发展还欠什么账必须补？内涵式发展的路子究竟应该怎么走？归根结底，作为高校的书记校长，就不得不思考和回答——“学校究竟向何处去？学校怎样才能走出自己特色的内涵发展之路？”等等大问题。
2、“慢半拍”的转型之路
梅贻琦先生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在1931年12月3日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时所发的一句感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70多年以后的21世纪第一个10年，会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引起广泛的回响，成为热议的焦点。梅贻琦先生更不会想到，这场热议最终简化为大楼大师之争，似乎大楼大师就成了矛盾的两极，非此即彼，水火不能相容。
其实，新的大楼大师之争，起因在于一些知识分子基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给教育质量所带来冲击的一种担忧，所发出的矫枉过正的激愤之辞，其真实用意是对大师的呼唤，而并不是说高校就不应该改善办学条件。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本世纪2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10年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走的是外延式扩张的路子。从1999年开始，全面实施大学扩招政策，除了极少数“985工程”建设高校外，全国几乎所有高校都投身扩招浪潮。要进行扩招，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必须解决办学条件紧张的瓶颈问题，建新校区、盖大楼势在必行。当然，盖大楼并非排斥大师，而是在为大师安心教学科研创造更好的条件，大楼大师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并不构成一对矛盾的主体，并不至于你死我活，一山不容二虎。
但很多争论并不单纯是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是为了将意见和建议固化为一种政策措施。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一本《大趋势》而风靡中国的美国学者奈斯比特，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就曾断言，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被他称之为“纵向民主”。他认为：“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政治理念的关键。”如果这种局外人的看法尚有可取之处，大楼大师的争论也的确遵循着“纵向民主”的规律，由学校内部自内而外、自下而上蔓延为一个社会热点，从而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并最终自上而下，演变为高等教育界的集体行动。
本世纪第二个1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经过2008、2009年短暂的酝酿，以2010年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2011年4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我国高等教育正式步入从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都参与其中的这两段改革历程，不难发现，陕西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进度，整体上要比全国“慢半拍”。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一些重视高等教育的省市级人民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对高校拥挤的老校区进行高价购买或新旧置换，使高校或获得建好的新校区或获得巨额资金投入新校区建设。2011、2012年，在全国经济较发达省份的众多高校，都实行实质性转型三五年之后，我们省才开始实行奖励制度，鼓励化解高校新校区建设的债务风险。在这之前，很多省内高校都没有完成新校区建设，即使完成建设任务也都负债较高。尽管大家都在学习胡锦涛同志讲话、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但大多都是就学习谈学习，确实没有精力和心思考虑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大问题。
我校也和省属大多数高校一样，尽管2006年主体搬迁到西安校区，标志着大面积的新校区建设已经告一段落，但怎么化解沉重的债务负担却成了学校头等大事。当时我任副校长，分管财务工作，对学校的财务紧张状况至今仍记忆犹新。学校负债最高时达7.9个亿，平均每天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近14万元，用时任党委书记潘中伟同志的形象比喻来说，“我们每天支付的利息，相当于给银行开进一辆桑塔纳轿车。”那时候，学校最大的担忧就是资金链会不会突然断裂。在学校生存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要全面实现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外延式发展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是不可能的。以潘中伟同志为班长的党政班子于2011年，充分把握省政府的政策机遇，带领全校一举化解了当时所有的6.9亿政府债务，同时获得省上2.35亿化债奖励，化债及奖励金额都是省内最多的高校。这为我校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2015年4月，省委巡视我校的时候，巡视组长郑重其事地问我对周边开发的看法。尽管当时媒体上正传播一些名牌大学拆除了周边一些商用开发建筑、回归正常的校园环境的报道；尽管我当时知道校内一些同志对周边开发有不同意见并且已经反映给巡视组，我也知道当时正是酝酿我是否能够接任校长的关键期，我的回答有可能会影响我的任职酝酿。但面对提问我开诚布公地说：首先，经济欠发达省份省属高校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和求索，和国内顶尖大学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上；其次，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如果时光倒流，我一样会主动承担校园周边开发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校园周边开发，我们就没有办法筹措足够资金一举化解高额建设债务，更不可能获得巨额政府奖励；第三，一些尽管发展势头曾经不错的省属高校，都为错过了这次化债的机遇而感到遗憾，都对我校获得省上最多奖励而满怀羡慕。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校园周边开发这步棋走得是对的。
听完我慷慨激昂的“陈词”，巡视组长倒了一杯茶，递给我说，“来，喝杯茶！”我抬起头，想起纪检部门请干部喝茶的故事，和组长的目光碰到一起，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3、“人少好养活”与“人多好办事”
原来外延式发展的时候，学校尽管举债运行，但发展主题是非常清晰的：规模扩张，学生吃、住、学的地方不够，就建新校区；建新校区没钱，就忙着贷款，拿未来的钱办现在的事；贷款压力那么大，大家都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大家倒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基本都能保持昂扬的精神风貌。新校区建设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学校外延扩张任务的结束。一下子债务也化解完了，学校要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了，但内涵建设的思路、内容和途径究竟是什么？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该如何规划？拿什么来凝聚人心、引领发展？这些问题一下子就成了困扰学校发展的头号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一些人一时难免茫然失措。
记得在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我们就曾发生争论，胡锦涛同志讲的“质量”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仅仅是指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还是也包括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质量问题？一直到刘延东同志在《求是》发表了《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文章，大家才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清晰的认识，争论才逐渐平息了。
2014年前后，学校把债还完三年之后，日子好过些了，大家自然也开始了关于发展顶层设计的讨论。记得在2014至2015年的那个寒假，与省上实行高校行政领导任期制试点相交织，学校向何处去的问题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学校召集了不同层面的座谈会，专题探讨顶层设计究竟怎么搞、发展路子怎么走、内涵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在逸夫楼A段原经管学院的会议室，校党委曾专门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校领导每人20分钟的“施政建议”。
当时省委已在进行省属高校校级领导同一岗位任期不得超过十年的试点工作，初步酝酿由我接替于2015年3月任职满10年的沈一丁校长。由于没有进行试点以前，2014年初曾酝酿由我接任已经到龄的咸阳师院院长，当咸阳师院新任院长已经于2014年底到位，我就猜到省委新的大致意图。当时，校内知道此动议的人很少，校党委书记潘中伟同志可能是极少数知情人之一。当他告诉我学校准备召开学校顶层设计讨论会，希望我认真准备，争取更多处级干部了解，进一步证实了我对省委新意图的猜测。经过认真准备，我的发言应该给与会同志留下了一定印象。记得我当校长很长时间以后，有一次和几个中层干部工作之余聊天，回忆起那次会议，工会主席陈援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全校中层干部第一次听我全面阐述治校方略，大家都为之耳目一新。并说我后来推行的很多改革，都可以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端倪。
我当时发言的核心观点是，要实现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型，必须尽快完成从“人少好养活”向“人多好办事”的转变。新校区建设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在外延扩张时期，学校压缩教职工数量特别是专任教师规模，有不得不为之的苦衷。或者说在高额债务化解前，肯定是“人少好养活”，压缩编制无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短期行为。正是这种策略，导致我们学校当时专任教师只有833人。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高校三大职能及其所衍生的所有与业务相关的工作，都压在这833人身上，大家势必不堪重负。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专门查找了武书连大学排行榜中的数据：当时我们教师数量规模排名是全国第253名，学校整体排名是全国第189名。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校以全国第253名的人力，取得了第189名的名次，说明我们的老师已经非常努力工作了，其效率已经非常高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武书连排行榜中所用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上与我校教师的实际数量还有不小的出入，要多出331人。要是按当时833名教师来计算，我校教师效率还要高出更多。要让如此高效率的教师，继续在教学上有提升、科研上有突破、学科上有飞跃，改善空间微乎其微。
由此起码可以形成两条共识：一是在我校现有教师效率基本发挥到极致、没有再提升空间的情况下，每引进一名教师，我们的人均边际效益就会提高很多。二是国内外大学的实践表明，只有教师更多，学校整体才能有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水平，也就是人多力量大。
最终的结论是：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无疑是“人少好养活”；在债务已经化解，养活人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当下，要搞好内涵发展，无疑是“人多好办事”。
4、两件急迫的事
2015年5月，我就任校长。一上任就有两件关乎学校长远发展而又急迫的事情，需要认真面对。
第一个是国家第四轮学科评估。按照四年一轮的学科评估规定，第四轮所采集的数据截止到2015年年底。我从交大同学那里拿到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立即和时任副校长马建中同志，带领学科办、研究生院、教务处、科技处、国际处以及财务处、国资处等相关处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到全校各个学院走访调研、听取汇报、解决困难。当时我们明确提出了“找差距、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思路，比如，为了解决出国三个月以上学生太少的问题，学校出钱补贴学生出国费用；为了解决高水平论文太少的问题，提高相关论文奖励力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临时性措施，在学科评估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轮学科评估时我已经是副校长，由于分工的关系，并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分管财务，可能外延发展正如火如荼，怕影响进展，学科评估似乎并没有多问财务要钱。在第四轮学科评估准备过程中，我提出要在全校树立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理念，一切资源都要依据学科发展逻辑进行合理配置。老实说，这种理念对于很多大学来说，已是老生常谈了，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并融入各种政策，见于各种行动。但在我们学校，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时候大家才开始接触这个理念，可见观念之落后。有一些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志见我着急，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学校长期囿于咸阳这样的非省会城市，又经过轻工部“龙头老大”到错失“211工程”建设高校的挫折，士气低落，观念落后是正常现象，提出一个新观念，让大家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以此劝我要沉住气。记得当时我在全校大会上悲观地说，功成不必在我，经过大家的努力，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这个理念在我退休之前，不说开花结果，能够真正在教职工中扎下根、长出苗，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后来的实践证明，大家的接受程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经过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洗礼，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学科建设的一级指标，有的同志对其中的一些关键性的二级指标也记忆犹新，很多同志已经知道学科建设是什么，为什么要搞学科建设，怎么来搞学科建设。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大家表现的从容镇定和有条不紊，足可以表明，学科建设在我们教师心中不但扎下了根，并已孕育出了花朵。尽管这花朵还比较小，还不够鲜艳，但正如袁枚诗中所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学科评估的准备，使我深深体会到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学科建设内涵无非是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筑学科平台三句话。学科队伍无疑是由人才组成的，学科方向无疑是由人才来凝练的，学科平台无疑是由人才来建设的。在这种意义上，学科内涵三句话都离不开人才。第四轮学科评估“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这四个一级指标，师资队伍与人才队伍是一致的，而其他三项和高等学校三大职能是吻合的，都是需要高水平人才队伍来完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学科评估要取得一定成绩，没有人才队伍作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
第二件急迫的事是2016年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人们常说，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而学科评估反映的是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审核评估反映的是本科生培养质量问题。研究生培养我们可以寻找数量少、生源质量差等外在因素作借口，但如果本科评估也出现问题，简直就没法对国家、对师生交代了。
就这两个评估的形式相比，学科评估专家不进校，给学校进行一定程度的学科整合留有相应的空间。审核评估就不一样了，7-9位专家要进校考察一周，什么东西都会看得非常清楚。何况考察我校的评估组组长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高等教育专家邬大光教授。
得知邬教授是我校的评估组组长，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邬教授是厦门大学副校长，我原来开设高等教育前沿课程时，拜读过他高屋建瓴的文章。至于说到高等教育评估，只听说他本来就见多识广，参加的一般都是北大、清华、南大这些“985工程”建设高校的评估，几乎没有和我们这样的三流高校接触过，可能很难体会到经济欠发达省份省属高校的生存困境。我当时想，对于这样的大专家，只有立足于做好自己的工作，看能不能争取他们的谅解；寄希望于弄虚作假、蒙混过关，只会在他的火眼金睛下弄巧成拙、自取其辱。
我们认真对照评估指标体系，感到学校最大的问题是师生比。师生比达到1:18，才算达到合格标准。我接手校长时，专任教师有限，而本科生每年招生5700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成教生。为了达到合格标准，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从2015年开始，直接停止非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并将本科招生计划压缩1100人。当时有很多人劝我，省属院校，学校办学经费依赖于学生“人头费”，压缩招生规模就是在减少经费，无异于自断经脉、自废武功。但我斟酌再三，觉得师生比算起来并不复杂，明眼人都会一目了然，何况是邬校长任组长。与其自作聪明抱侥幸心理，还不如老老实实压缩招生计划更实在管用。
除了减少招生指标，为达到合格标准，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2016年，全校引进博士以上人才就达152人。
这里应该说明并致歉的是，我们没有按当时教育厅的安排，于上半年进行全省评估试点。按说，作为省属院校，完成教育厅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何况能够试点充分说明教育厅对我校的信任。但我当时“不识抬举”，亲自找教育厅相关领导，把评估时间推迟到2016年下半年，这确实和我的一贯作风不一致。但我当时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就是暑假前和暑假后，招生数比离校学生数少1100人，按师生比的要求，仅此一项，就可以少算61位专任教师。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顺利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由于材料如实填报，我们各种不足都得到了进校专家的谅解，专家评价在同期评估的省属学校中名列前茅。但专家的反馈意见，最终还是集中在师生比这个问题上，认为学校兼职教师总数达到300多个，占到了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比例太高，而且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这其实是在委婉地表示，他们对我校300多个兼职教师不但太多，而且不尽属实的情况，洞若观火、明察秋毫。
经过评估，我对组长邬大光教授也有了新的认识。邬校长并不是传说中“眼高于顶”“高不可攀”的人。尽管由于工作范围限制，和省属院校接触比较少，但他具有很强的同理心、同情心，能充分体谅经济欠发达省份高校的雄心与无奈、努力与局限。他的问题意识，他从具体工作中发现、提炼科学研究问题的能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评估中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研率比厦门大学低出这么多？我当时回答他，一考定终身，大学生出身对其一生的影响之大超乎想象，考到我们这样学校的大学生，不仅本科毕业生就业受歧视，就是努力考到更好的学校读硕士、读博士，就业时也会因为本科阶段就读于非“211工程”或“985工程”建设高校而受到歧视。他当时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一年后再见面，他告诉我，通过对我们学校的评估，寻找到了一个科研课题，就是省属院校毕业生的身份歧视问题，希望研究成果对解决这个问题起到作用。遗憾的是，后来没有机会再见邬教授，也不知道这个课题做得怎么样了。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我关注了邬大光的公众号，经常可以看到邬教授关于高等教育的真知灼见。
通过这两项紧迫的工作，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学科要发展、质量要提高、内涵要提升，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才。引进人才，人才强校，是解决学校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唯一突破口。
5、“复兴计划”的提出
2015年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学校“十二五”规划也在新旧交替中收官。2016年，我向发展处及相关处室推荐了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教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所著的《大学的声音》《大学的治理》《大学的转型》《大学的根本》等系列访谈录，要求在制定学校“十三五”规划时参考。在提炼办学理念的过程中，我和当时分管规划的副校长郭霄鹏同志反复沟通，觉得采用黄达人教授访谈中相似的表述方式，就是类似“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提高质量为核心”来表述会更好。当我们把经过斟酌的办学理念与时任党委书记潘中伟同志沟通时，潘书记明确表示，在中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没有推出以前，用我们拟定的表述方式没有问题，党中央对发展理念已经有新的表述之时，我校也应该有看齐意识。
很多时候，当思维被局限难有突破时，被另一个方向的一两句话一指点，马上就会恍然大悟，顿时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当头棒喝”吧。经过反复研讨，学校最终确定以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上“十三五”期间学校要常抓不懈、重点关注的工作进行表述。中央提出的发展理念中，绿色显然和高等学校职能关系不大；学校要实现内涵式发展，正有个寻找突破口的问题，协调发展就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在事关学校全局的问题中，前边的两个评估，已经显示了学校内涵发展的方向，而学科和质量建设都离不开人才。因此，学校“十三五”期间的办学理念，就凝练成“创新、开放、共享，学科、人才、质量”。这“十二字”，包涵六方面的内涵，其中前三个理念，着重反映出中央理念的指导；后三个理念，反映了学校今后五年要实现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着力点。前后三个理念之间用顿号，中间用分号，六大理念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共同组成了“十三五”期间学校发展理念的完整表述。
2016年底，按照省委要求，学校开始筹备第二次党代会。当时潘中伟同志和我商量党代会的筹备工作问题，我们都认为，高校作为基层组织，开好党代会，就是做好两件事，一是选一个好班子，二是作一个好报告。选举好班子，既要在校内组织好党代表的选举，又要和省委组织部、教育工委进行反复沟通汇报，领会并贯彻上级精神，协调难度较大。而潘书记行政能力强，担当此任当之无愧。而我有可能是下届党委书记的候选人，所以自告奋勇主持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想尽量在报告中反映出今后五年的办学治校思路。
接手报告起草工作以后，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前期起草的文稿。稿子中规中矩，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五年来的总结，第二部分是今后五年的目标和任务，第三部分是党的建设目标及任务。我在学习了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的报告的基础上，提出学校党代会主报告基本框架的整体调整思路。第一部分定名为过去工作的回顾及总结，把总结的时限，由原来第一次党代会（2012年）以来的五年，延长至2005年以来的12年或者2003年以来的14年，尽量把潘中伟书记、沈一丁校长任上的所有工作都概括进来，并总结出了7条今后工作中应该遵循的精神成果；新增第二部分为面临的形势和奋斗目标，着重在对形势做透彻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既结合实际又鼓舞人心的目标任务，着重回答学校的顶层设计问题；第三部分定名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和发展举措，就变成了按照第二部分阐述的顶层设计，来部署今后五年的工作；第四部分，党要管党，党代会报告，研究部署党的工作是题中应有之义，题目就定为，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尽管篇幅不长，但关键的第二部分是难点和重点。为了做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正确把握学校面临的新形势。谈到形势，我不禁想到教学评估反馈会上，邬大光组长对我们学校语重心长的交代，就是希望学校正确把握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邬校长的讲话切中要害，使我们回忆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具体要求，也使我们回忆起第四轮学科评估和教学审核评估中的经验和教训。
以转型的视角来认真研究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学校1998年由原轻工业部划转至陕西省近20年来，一直没有很好地找到为区域和地方经济服务的着力点；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中，要求拿自己的尺子量自己，为了取得较好成绩，我们不顾近60年办学历程的事实，把学校办学层次压低为教学型；老轻工中的一些门类早已转型换代，几乎已经不复存在，而学校的教学科研尚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行业需求；学校在非省会城市办学36年而形成的内向气质，不适应大学从象牙塔走到社会中心的现实。为了有效应对如此等等的一些不得不面对的形势，我们提出了外延向内涵发展转型的四个具体化思路，即服务面向上要从“为行业服务”向“为地方服务”转型，办学层次上要从“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转型，办学内涵上要从“老轻工”向“新轻工”转型，办学方式上要从“封闭”向“开放”转型。
要真正通过这“四个转型”，最终迈向以质量提高为核心的内涵发展的转型，任重而道远。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怎么样立足现实走好未来的路？必须做好顶层设计，通俗地说，就是要为学校发展定好位，做好战略规划。
关于学校定位，我思考过很长时间。我们能不能把学校定位放低，和2000年以后新成立的本科高校一样，转型成为应用型高校？首先，国家和陕西给我校的定位是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建设高校和陕西省属高水平大学，不允许我们转型为纯应用型本科高校，专门从事人才培养而不做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即便国家和省上允许，我们毕竟是轻工行业第一所本科高校，是老牌全国重点大学，定位为应用型大学，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是否答应？
办学近60年，我们经历了北京、咸阳、西安之间的三次创业，两次搬迁，经历虽然曲折艰难，但也确实波澜壮阔。虽然有没进“211工程”建设高校的挫折，但也有197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88所重点院校的荣光。我2005年到学校不久就发现，正宗的陕科大人骨子里都透露出“没落贵族”的气质，人倒架子不倒。缺点是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盲目自信，夜郎自大；优点是，时不时拿曾经的辉煌安慰自己，有一股不服输的气息。
此气可鼓不可泄，可用不可弃。我们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奠基、复兴、腾飞“三步走”发展战略。其中第一步，第二次党代会后五年的奠基，第三步，建校一百年时的腾飞，都没有量化指标，而第二步，到建校75年时，学校综合实力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这个目标是切实而具体的。这里其实就是要用曾经88所重点院校的光荣过去，来激励大家追赶超越的勇气。形势逼人，使命在肩。既然低不成，我们就只有高就。
实现“四大转型”，达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走好学科兴校、人才强校、质量立校三条道路。这些目标愿景通过2017年7月召开的学校第二次党代会全体代表的表决，标志着学校发展的顶层设计由此确立了。
开完党代会，报告的很多内容大家可能很快都忘记了，但报告第二部分关于学校的顶层设计，特别是“三步走”发展战略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尤其是离退休教职工和遍布祖国各地的校友的普遍认同。不出所料的是，大家对第二步百强目标的提出，感到既鼓舞人心，又骄傲自豪。有的老同志激动地对我说，一定要好好锻炼，争取活到建校75周年，要亲眼见证学校进入“双一流”的那一天。
这里说一个真实的笑话。有几个兄弟院校随后相继也开党代会，并邀请我参加。陪我去参会的办公室的同志提前拿到一个学校的党代会报告，有点儿生气地指给我看，竟然报告一、二级的标题都是照抄我们学校的。我大概翻了一下，标题确实是一样的，尽管兄弟院校之间面临的高等教育大形势相同，但学校不同，行业背景及发展阶段毕竟不同，所以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差异较大，发展愿景更不可能雷同，照抄照搬是不可能形成自己顶层设计的。所以尽管报告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但精彩的地方却没有抄到，好比买椟还珠。我想，这个学校的书记未必看过我的报告，大概是几个起草报告的同志收集了一些近期召开党代会高校的报告做参考，觉得我们的报告还不错就借鉴了一下。在这种意义上说，这些同志为了起草好报告还是很用心的，是应该肯定的。于是，我就开玩笑说，人家能够这么用心研究我们党代会报告，恐怕比我们学校很多处级干部花的功夫还要大得多，有什么不好呢？
2017年暑假，马建中同志出任校长。我和他交接工作时，谈到怎么落实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的问题。建中参照江南大学的经验，很快主持制定了“复兴计划”。计划拿出来讨论时，我说现在奠基期才刚起步，应该叫做“奠基计划”才准确，建中认为“复兴计划”更有号召力。因此在出台计划时，就折中地变为“复兴计划（一）”，意为第一期的“复兴计划”，其实也就是奠基的意思。
6、“十四五”发展理念的微调整
2020年，“十三五”规划就要完成了，又要开始制定“十四五”规划了。学校“十四五”规划怎么做，由谁来牵头做，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这年5月，马建中同志由于年龄原因退出校长岗位，由李志健同志接任。我是1962年出生的，到2022年就要退出岗位，而“十四五”规划管的是2021到2025年之间的事。因此新校长到任以后，我在党委会上明确提议，这次学校“十四五”规划，应该由志健同志牵头制定，主要就是考虑到志健同志的任期基本上与整个“十四五”是贯通的，由他来主导，更有利于学校长远稳定发展。
其实，“十四五”规划制定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顶层设计要不要、有没有变化的问题。一些同志顾虑到学校当前施行的顶层设计是由我牵头研究制定的，且从“十三五”期间五年的落实情况来看效果好，所以就有人提出应该沿袭这些提法，使其在更长一段时间发挥引领作用。
有一次一个校友企业家来访，和我交流企业快速成长中的干部管理问题。由于他是党外人士，我就郑重地教给他一招：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共产党用一百年，把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的治党经验肯定有很多值得研究借鉴的地方。不仅给校友讲，在全校干部大会上我也多次讲，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看齐意识，就是要主动对标对表，自觉向中央看齐。那么，具体到“十四五”规划，如何向中央看齐？
首先，党的十九大提出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是习近平同志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对我国发展目标所做的重大调整。一是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我们党过去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次提出到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明确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步骤。我们党过去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设计，还没有划分出实现步骤，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分两步走。三是丰富了我们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涵。过去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描述很宏观，就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具体到这次“十四五”规划，“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新表述。其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由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而来。原来曾经有人有疑问，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以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管用吗？十九届五中全会虽然只是调整了一句话，但意义重大，不但回答了疑问，而且遵循了实践中探索、探索中实践的规律，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通过和同志们学习研究中央这两个重大意义的调整，我们统一了认识，“十四五”规划中关于顶层设计问题是可以根据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必要调整的。但究竟怎么调整，又成了大家思考的焦点。
正好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我参加了省委接连举办的两期培训班，一期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培训班，着重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议（讨论稿）》的说明，一期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每次培训班一结束，我就和李志健校长进行反复讨论，研究如何用中央精神指导学校“十四五”期间发展的顶层设计问题。
随后，学校也按照省委的要求，对学校处级以上干部举办了相应的两期培训。在培训班上，我引导大家着重对“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论断进行了反复讨论。大家体会到，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但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已经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阶段决定了我们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学习研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学校召开了专题研究学校“十四五”规划的党委扩大会。会上我做了主题发言。发言主要内容是：我们对标对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来深刻认识当前学校发展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尽管学校在“十三五”期间新增了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但是作为一所具有63年办学历史、曾经的国家重点院校，总共只有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规模体量小、底子薄的基本校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外延内涵并行，以内涵建设为重的发展阶段，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十三五”期间，我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三大职能的核心竞争力指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学校“十四五”期间及“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使我们进入了可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党委会研究认为，发展阶段决定发展理念。正是由于外延与内涵并重的任务在新发展阶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决定了我们“十三五”期间确定的办学理念，在“十四五”期间不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毕竟在“十三五”期间，我校以人才引进为突破口，引进了具有博士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500多名，使我校走上了以数量提质量、以增量带存量、以效率促效能的人才强校快车道。而且“十四五”期间，无论是校内形势还是校外环境，都不可能允许我们继续走大规模引人的发展路子。在已经引进这么多优秀人才的基础上，如何优化结构、盘活存量、发挥作用，以此撬动学校的发展大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建议对学校“十二字”办学理念作了适当调整，把其中已经得到相对缓解的“人才”，调整为日益凸显、更加紧迫的“结构”二字，其他各项均保持不变。“十二字”办学理念就由“十三五”期间坚持的“创新、开放、共享，学科、人才、质量”变为了“十四五”期间应该坚持的“创新、开放、共享，学科、结构、质量”。这样的表述既体现了一脉相承的坚守，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微调。
微调后的“十二字”办学理念是我们“十四五”期间的指导思想，所代表的六个方面都要坚定不移贯彻，持续深化、认真落实。其中最突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除了根据发展形势变化调整 “结构”外，更需要扩大“开放”。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来陕考察时明确指出，对于陕西而言，开放不足是制约发展的突出短板。对于我们这样开放不足的内陆省份划转高校，长期在非省会城市办学，开放不足更是短板中的短板。这里不但有对国外、对国内开放的问题，也有对省内开放的问题；不但有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其他组织开放的问题，也有对教育系统内部开放，向“双一流”高校学习交流的问题。
党委会研究决定，由校长李志健同志根据党委会议意见，牵头在“十四五”规划编制中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2021年3月19日，在第六届教职工代表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和《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交流努力谱写学校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会上，由志健校长对规划以及调整结构的基本想法进行了说明，由我做《深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开放办学格局，推动学校“十四五”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讲话。党委希望，像“十三五”期间以人才为突破口一样，“十四五”期间将结构调整与深化开放办学作为推进工作的突破口，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推动我校追赶超越迈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大成效。
目标照耀现实，顶层设计引领学校发展。时至今日，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一步奠基期时间虽然还有一年，但对照学校制定的第一期“复兴计划”的目标任务已经超额完成。就拿制约学校发展的痛点——一级学科博士点数量少这一点来说，经过2017年和2020年两次增补，我校一级博士点已经由原来的2个，变为4个，再变为现在的7个，由原来比被我们定为追赶超越目标的兄弟院校少三个，到和他们一样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中奠基期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拿工程博士点来说，虽然我们孜孜以求却功亏一篑，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拿到了1个，西安理工大学更是拿到了2个。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正反映出我们学校科学研究和兄弟院校相比，存在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足的短板，存在面向经济主战场不足的巨大差距。
站在学校“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和第二步交汇的时间点上，我们既有取得突破的欣喜愉悦，也有壮志未酬的黯然神伤，但更多的应该是“同志仍须努力”的责任担当。回望历史，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让我们在学校发展新阶段，用发展新理念，引领学校在调整结构和扩大开放新的征途上迈出更快速而稳健的步伐。让凝聚着全校师生员工智慧的顶层设计之光，把陕科大复兴之路照得更亮！
来源：陕西科技大学官方网站
作者：姚书志，男，汉族，1962年11月生，陕西商南人，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参加工作，博士、教授、学科带头人。
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1983年7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先后任学生政治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校团委副书记；1989年4月起先后任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宣传教育处、办公室主任科员，1995年任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宣传教育处副处长；1998年6月任陕西省教委（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2003年8月任陕西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2005 年5月任陕西科技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2015年4月任陕西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2017年7月任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研究工作，主讲《思想政治教育前沿》和《高等教育管理专题研究》等课程，在《光明日报》、《中国高等教育》等
权威期刊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20余项，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6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