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海峰（1959-），男，福建泉州人，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史研究；韦骅峰（1994-），男，广西南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科举考试、教育史研究。
文章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7期，第1-10页。
摘要：中国制定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报告提出七大教育宣言并展望2050年及以后教育远景、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界已经提出2050未来高等教育愿景的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学界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有“更高和更远的思维”，适时开始筹划谋虑2050年高等教育远景规划。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吸收各国以及专家学者的设想和智慧，在原有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谋划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重生态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规划；2035；2050
基金资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JZD050）。
中国人向来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也一向十分重视制定发展规划。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高层次的战略发展规划一直指引着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前进方向。在教育方面，中国制定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传统由来已久，如近年来制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规划具备前瞻性、方向性和合理性的特点，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指引高等教育战略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纲领性文件。目前中国高教界在分析现实教育情况的基础上，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未来，对中国高等教育2035进行了探讨。［1］然而，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界的目光更为长远，已经对2050全球高等教育远景规划展开讨论。［2］为了使中国高等教育紧跟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也亟须探讨中国高等教育2050发展的基本方向，筹划2050中国高等教育远景规划。
一、中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演变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等教育更是培养国民经济建设各领域高水平人才的社会活动，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以强调，并提出了扩大研究生培养数量、加强基础学科研究和科技成果转换、办好一百所左右的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等发展路径，成为20世纪最后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行动指南。［3］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国际科技竞争和产业革命激烈程度的不断提升，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层面也加快了对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
2010年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涉及高等教育的篇幅最长，分别从高等教育质量、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优化结构五个方面，为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布局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指导。如今2020年已经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实现了《教育规划纲要》的既定目标，而且提前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双一流”建设的全面展开，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和“强基计划”的试点推进，研究生教育规模的空前增加，以及省部共建大学、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都是以《教育规划纲要》为战略指引依据的。由此可见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在《教育规划纲要》所制定的高等教育各项发展目标逐步落实的同时，随着2015年联合国提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议程》）、《教育2030行动框架》等关于世界教育未来发展走向的中长期规划，我国也瞄准21世纪30年代，开始着手制定新的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表示，中国会将世界2030教育目标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的整体设计相结合，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终身教育”为目标，推动中国教育2030的发展进程。［4］2016年在编写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制定《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教育部相关司局不仅开展政策研究，委托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5个组织和机构制定相关规划，而且请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知名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提出意见建议。当时共收到顾明远、任正非等100多位教育家、企业家的意见建议，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编撰的《教育决策咨询》分期分批刊出了其中的许多文稿，如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应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几点思考》便作为专题——“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第1、第5篇刊出，本文第一作者以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身份提交的《建议在13个省区设立教育部直属高校》也作为该专题第45篇刊出。［5］2016年9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征求意见稿出台。2017年1月，2030年教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制定并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6］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形势下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从2020到2050年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035年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划分节点。［7］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我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时间节点随之从2030年调整为2035年，以与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布局相契合。经过进一步的修改完善，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应运而生，其中高等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使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显著增强，具体内容包括树立兼具多样化和时代性的高等教育人才质量观、注重区域教育公平、构建终身学习的人才成长通道、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扩大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等。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涉及高等教育的战略目标更为全面，视野更为广阔，体现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时代特征；同时兼顾了联合国教育规划对全民终身学习的发展要求，并和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相结合，贯彻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立场和精神。
进入“十四五”时期，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远景纲要》）从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出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而言，到2035年，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要建成教育强国，显著提升国民素质和文化软实力。涉及高等教育的具体内容包括：建设高质量、多元丰富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深化高校招生、评价、治理改革；利用在线教育优势促进全民终身发展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远景纲要》对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和产教融合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即提升100所中西部本科院校的办学条件、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和高水平师范院校，以及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储能等重点领域，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100个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我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对高等教育的路径转变和层次提升意义重大，并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是前瞻性。为适应高等教育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往往提前10-20年便开始布局谋划，规划周期在10-15年不等。其二是方向性。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构建、大学办学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改革和发展方向，许多影响深远的改革，如高考“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改革、“双一流”建设、“强基计划”等，皆是在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引领下，集中力量稳步推进和实施的。其三是合理性。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首先基于对国内高等教育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合理判断，以及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路径的借鉴参考，而后必须经过周密严谨的考察调研和分析论证才能得出，因而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趋势，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提供了评价、核验标准。
二、世界高等教育2050远景发展规划
新冠肺炎疫情是改变世界的转折点，它给人类的深刻教训和启示是：地球上的所有事物、国家、民众都相互联系，在所有人抵达安全彼岸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彻底安全。同样，世界高等教育正逐步国际化，未来更加是互联互通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制定时参考了联合国《2030议程》、《教育2030行动框架》等提出的发展目标，未来我国在制定新的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时，除了立足现实国情，也应在了解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远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
1.联合国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纲要目标
联合国及其下辖的教科文组织（UNESCO）是全球教育治理的权威机构，主要承担倡导新型教育理念、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推动全球教育发展等工作，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9］例如，联合国在2000年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就提出普及小学教育、确保不论男女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使全球初等教育普及率提升的教育目标。到2015年，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约91%，提升了8%，同时全球小学适龄失学儿童的人数减少近一半，基本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教育目标。［10］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的《2030议程》把对全球教育发展和治理的规划拓展到高等教育领域，意图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使全体民众平等享有优质的大中小学教育，获得终身教育机会，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充分融入社会。［11］其中提出，到2030年，实现普及优质高等教育，并且通过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生活方式。
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基于《2030议程》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为完善和落实联合国制定的2030教育发展规划提供了具体目标和实施路径。虽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H.E.Clark）认为“受教育机会是促进人的发展的核心”，但目前高等教育的获得机会并不均衡。尽管从2000到2013年世界高等教育招生人数成倍增长，达到1.99亿人，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性别、种族、国家间的差异巨大。因此，《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首要目标是促进优质的全民终身学习机会，包括公平获取和扩大优质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及高等教育和研究，并适当注重质量保证。为实现这一目标，《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供了一系列指示性策略：提升世界高等教育学历间的相互认证度，方便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转移学分、学生流动和国际交流；利用互联网和在线课堂技术，制定高等教育远程学习服务方案；确保弱势群体具有平等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升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制定关于公平优质终身学习机会的政策，为全体民众提供继续学习和技能培训的机会等。［12］上述文件为我国制定《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全人类更加重视所生存的世界，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2021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题为“学会融入世界：为了未来生存的教育”的报告（以下简称《学会融入世界》报告），提出了七大教育宣言，并展望了2050年及以后的教育远景，其中特别重视人类和地球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报告开篇即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历史上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人数最多的时期，但却也是生态环境最接近崩溃的时期。这说明更多“同等类型的教育”只会加剧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人们必须思考教育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报告明确了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与世界上的任何地区都不可分割、教育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三大前提，提出了重构教育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秉持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开展教育活动、平等对待地球上的生物、摒弃人类至上主义、赋予教育以国际化的职责、承认世界的多元性并和不同世界共存有情等七大教育宣言。报告指出，应通过教育，促使人类学会融入世界，从人道主义转向生态意识，从谋求社会正义转向谋求生态正义，人类的本质从社会人类转向生态人类等。［13］这是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少有的专门论述教育生态意义的报告文件。
202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IESALC）举办了线上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500余名学者参加。会上发布了题为“更高和更远的思维：对2050年高等教育前景的展望”（Thinking Higher and Beyond:Perspectives on the Fu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2050）的报告，围绕高等教育在全球的作用进行了创造性讨论，并聚焦于以下两个问题：你希望2050年的高等教育是怎么样的？高等教育如何能在2050年为所有人带来更美好的未来？［14］报告强调了2050年高等教育所应具备的四个重要使命：一是在全人类潜力的发展中积极承担责任；二是促进以正义、团结和人权为重点的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三是从跨文化和多样性中汲取力量，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身份，创造对话空间；四是建立和维护相互联系，在地方和全球社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并将高等教育与其他层次的教育相结合等。［15］与此同时，在专家咨询过程中，还强调未来的高等教育应具有以下特征：尊重、同情、平等和团结等价值观成为未来高等教育机构及其使命的核心价值；高等教育被塑造成一种公共产品，并且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使数字民主化，倡导高等教育参与者的连接权、设备权和网络权，如可以通过网络学习中心学习等；高等教育机构站在应对气候危机的前沿，通过知识生产和技术培育转让，将气候变化教育纳入学习中，以应对气候危机和其他全球性挑战。本文第一作者的观点也被收入该报告中作为重要参考。
通过分析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关于高等教育的中长期规划可以发现，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制定兼顾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总体目标是实现全民平等享有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以实现人的终身学习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还加入了对生态教育的要求。在具体措施方面，则聚焦于国际开放交流程度、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保障弱势群体机会和树立生态发展意识等。
2.部分国家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
除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世界上不少国家也面向未来，制定了各自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例如，英国2017年出台了《高等教育与研究法案》（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 2017），聚焦精简高等教育监管系统、提升科硏创新能力、鼓励高等教育机构竞争和为学生提供更多受教育选择等。［16］该法案的预期目标和措施包括：建立更多新式、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给学生更多选择空间；提高教学质量和标准，让学生获得将来就业所需的技能；通过“透明革命”将更多公开信息交到学生手中；将学生置于高等教育监管的核心，提高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的声誉；对世界级的研究和创新进行战略性投资，保护研究资助体系等。［17］美国教育部公布的《2018-2022财年教育规划》（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for Fiscal Years 2018–22）也提出要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培养有见识、深思熟虑和富有成效的公民。［18］其策略目标具体包含：支持教育机构、学生、家长和社区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终身教育、职业技术和成人教育的机会；提升教育质量，培养个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提供高等学历教育或就业技能教育，扩充学生就业、创业渠道；为学生偿还学费贷款提供便利等。印度政府的《2020年国家教育政策》（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探讨了未来5-10年内的教育规划问题。［19］其中提出了要建立多学科高等教育机构，在2030年前，实现印度每个地区至少建立一所大型多学科高等教育机构的战略目标。
上述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大体还是指向2030年以前，尚属于联合国《2030议程》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规划范围内。然而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已经瞄准2040、2045年乃至更遥远的未来。
2018年11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了《2040年高等教育总体规划报告》（2040年に向けた高等教育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以下简称《2040规划报告》）。之所以选择2040年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2018年出生的孩子到2040年正好大学毕业进入社会。《2040规划报告》明确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的需求、高等教育研究体制的转向、高等教育素质保障的具体要求、人口老龄化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和应对等多项日本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战略问题。［20］总体而言，到2040年，日本高等教育希望实现以学习者为本的教育转型，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人的潜力，培养具有普遍的知识和理解力、掌握通用技能和跨文理专业的人才。具体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一方面，要建立兼具多样性和灵活性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体制，包括实现学生多样化和教师多样化，采用多元化和灵活的教育方案，接受多样性的灵活治理，加强大学在人力资源开发上的多重优势等［21］；另一方面，要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素质保障体系，大学应确保学生能有所收获和成长，主动公开教育质量信息，与时俱进，重视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教学、管理中的应用等。同时，针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日本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范围，增加社会工作者和留学生的招生规模；重塑大学职能，调整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三者的重心；构建“区域合作平台”，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地区高等教育建设等。此外，《2040规划报告》还探讨了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构可提供的多样化教育，以及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等问题。从《2040规划报告》的内容可见，日本政府对于本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所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预期，并且其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制度设计和落实途径，以应对上述困难和挑战，实现2040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
无独有偶，国家创新能力在全球名列前茅的芬兰，也同样面向2040年提出了本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年4月，芬兰政府向议会提交了《政府教育政策报告》（Valtioneuvoston Koulutuspoliittinen Selonteko），意图为2040年芬兰高等教育的公平和高质量发展铺平道路。［22］总体而言，芬兰希望到2040年建成强大的教育和文化基础，教育公平和普及程度得到提升，教育水平和竞争力跻身世界最佳的行列中，并且通过教学和研究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成为芬兰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实现民众幸福生活的基础。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具体措施方面，首先，通过对立法和资金投入的全面改革，保障公平而高质量的教育，使每个人都平等拥有学习和成长的权利；其次，到2030年，实现至少50%的青年获得高等教育学位的目标，因而要在确保高质量的基础上，增加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人数，同时扩大留学生的规模；最后，打造世界级的科学研究优良环境，吸引各国顶尖人才加盟，提升芬兰的科研水平，并鼓励私人资金投入科研项目等。
此外，东南亚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也在2020年发布了《印度尼西亚愿景2045》，提出到2045年本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实现增长60%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保障学生能平等接受优质教育，实现技术创新基础上的知识经济转型，以及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改善学习环境等。［23］
如上所述，当前已有不少国家制定了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其中日本、芬兰等国的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已经超越了联合国《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范畴，战略发展目标更为长远。并且，上述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目标和措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增加高等教育的信息公开和公正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终身可持续发展、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实现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办学、应对潜在的社会危机等方面。
3.各国学者对高等教育2050的展望
除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和部分国家的政府外，世界各国不少学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高等教育2050上，对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进行了讨论和构想。2021年3月上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举办的“未来高等教育”专家工作坊，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25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疫情时期的在线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文化传统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与人类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24］受邀专家学者包括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大学校长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负责人等。各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纲要，并在线上工作坊进行了讨论交流。本文第一作者作为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唯一代表也受邀参加，提交了题为“迈向高水平的普及化：中国高等教育2050”的论文纲要并进行了交流。概括而言，各位专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世界高等教育2050作了展望。
其一，实现可持续和生态性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巨大损失，使与会专家学者普遍意识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专家学者认为，未来高等教育应秉持生物的普遍性和非人类中心的发展理念，关注地球上的“所有实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有机体和非有机体，并为应对气候危机等全球性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贡献力量。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伦敦大学学院巴内特（R.Barnett）教授认为，大学本身必须成为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态性大学，即大学必须在外部和内部与其所纠缠的生态系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5］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史密斯（L.T.Smith）教授也表示，高等教育系统是建立在对地球、人类和其他实体关爱的价值基础上的，应该致力于创造幸福和福祉。［26］这些观点与2021年联合国《学会融入世界》报告中强调的发展可持续性的教育、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突出教育的生态价值等观点一致，反映出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和生态性发展已经成为联合国以及部分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识。
其二，构筑人的职业生活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不断扩展的背景下，不同年龄、职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因而部分专家学者对未来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的职业生活和终身发展、实现个性化学习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持乐观态度。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金森（S.Marginson）教授认为，未来高等教育应使学生具备自我反思能力，并且为毕业生提供持续的自我养成和终身完善的动力。同时，高等教育应确保毕业生有能力从事基本工作、创业或集体生产等，并在课程教学中为学生逐渐过渡到能自食其力地生活作准备。［27］厄瓜多尔中央大学马卡斯（S.Macas）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是适合每个学习者的时间和空间组合，应允许学习者自由发展能力和学习专业知识，以建立和实践自己的生活。［28］印度大学协会秘书长米塔（P.Mitta）教授关注到高等教育场域拓展和形式转换给终身教育发展带来的契机，她表示，未来高等教育的场域和对象将不再局限于大学、教师或某一课程，随着免费在线学习资源的丰富，未来教育将把学习者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可以终生通过多种渠道学习，并根据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素质获得就业机会，而不是根据所获得的学位。［29］可见，在部分专家学者看来，未来高等教育机构应为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提供终身自由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其三，关注普及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许多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但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这并未促使高等教育变得更公平，一定程度上甚至加剧了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一方面体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高等教育不均衡，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阶层和群体间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失衡。例如，马金森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象，以农村经济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国家被排除在外。由此，一种基于受教育程度的新的“种姓制度”正在逐步形成：富裕家庭的社会再生产通过精英教育实现了合法化，而普通大学毕业生则不受重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成为现代化的“贱民”。［30］英国巴斯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国际中心主任奈多（R.Naidoo）教授也认为，全球高等教育呈现不均衡发展，在贫穷国家，地位高、资源丰富的大学只招收精英阶层学生的现象愈加明显，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有越来越多资源匮乏的高等教育机构被指定为专门招收最弱势的学生。［31］可见公平性问题仍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亟须解决的难题。
其四，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联通性和国际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加突显了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联性，未来的高等教育既是各国机构和机构、机构和学生间交流的途径，也是不同知识领域相互贯通的中介，体现出开放性、联通性和国际化的特点。约旦大学副校长玛杜布（A.Y.Majdoubeh）教授认为2050高等教育应是一个基于混合学习、科际整合和强有力的国际参与的体系，即结合面对面的校园教育和在线学习；学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从混合学科和同时接触多个学科中产生新知识；在教学、研究和联合学位方面进行合作，促进思想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等。［32］巴内特教授指出，高等教育互联互通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大学作为一个与世界联系的机构，其知识活动联系着世界和其他机构，教育过程联系着世界、其他机构和学生。［33］米塔教授认为，学生将有机会学习不同大学的多种课程，而不仅仅从一个大学获得学位，由此未来大学可能会采取开放的形式，消除地理和制度的障碍，为学生提供进入和退出的多种选择。［34］可见，伴随疫情冲击下国际社会关联性的增强以及在线教育技术的发展，未来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联通性和国际化程度必将进一步提升。
其五，保持公共性和公益性，应对突发的社会危机和挑战。正是由于未来高等教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世界互联互通方面的重要作用，部分专家学者期待高等教育能保持公共性和公益性，主动应对突发的社会危机和挑战。康奈尔大学非洲发展研究所所长阿西-伦巴（N’Dri Thérèse Assié-Lumumba）教授认为，目前僵化且相互排斥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让位于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教育系统，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潜力，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减少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35］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提比兹（F.Tibbitts）也希望，未来高等教育机构能通过教学、研究以及与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接触，保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为建设更加和平和公正的社会作出贡献。［36］奈多教授则认为，面对狭隘的政治和市场压力，大学的相对自主性需要得到加强。大学应在以营利为目的的研究和以高等教育对全球福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重点的研究之间取得平衡，以创造真正的创新空间来应对全球挑战。［37］在疫情的冲击下，高等教育机构应对突发社会危机和挑战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因而未来保持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和社会抗风险能力方面，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
限于篇幅，本文只是简略地介绍了一些代表性专家学者的观点，但已可以大概看出国际上对2050高等教育的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网站为“未来高等教育”专门设立了主页，将25位专家学者的论文纲要同时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三种版本上传并提供下载。［38］
三、筹谋2050中国高等教育远景规划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学会融入世界》报告提出七大教育宣言并展望2050年及以后教育远景，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界已经提出2050未来高等教育愿景的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学界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有“更高和更远的思维”，未雨绸缪，立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远景纲要》，吸收国外已有的有益经验和成果，适时开始筹谋2050年高等教育远景规划，以体现大国担当并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我们认为，将来着手制定205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划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更高的高等教育质量
无论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使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显著增强”，还是《远景纲要》提出的“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都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面向2050，我国需要更高的高等教育质量。
其一，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也从注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工具价值转变为工具价值和学生的个人成长个体价值并重，而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已初露端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对于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可选择范围将扩大，选择也将更加理性，个体发展的需求将上升为重要的价值追求。［39］当前的高等教育模式还难以全面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和助力终身发展的目的。对此，高等教育应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大多数人面向未来的生活作准备。具体而言，应增加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并继续探索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多学科交叉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培养等灵活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学生个性成长和终身发展的需求。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对高等教育应对全球突发事件挑战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不但需要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培养各领域所需的建设者，还应瞄准基础学科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进行研究，引领科技变革和技术提升，并应对全球突发事件挑战。正如奈多教授所言：“大学应该站在建设一个人工智能潜力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世界的最前沿，让人们摆脱繁重和重复的工作，为有意义和有益于人类的活动创造机会。大学应围绕伦理和激励机制的改革展开讨论，以便智能机器的创新能够以边缘化社区的愿望和需求为指导，而不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40］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应继续保持为全体社会和国民的公益性和公共性服务的基本属性，积极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虚拟现实、扩增实境、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开展研究，并尽可能地缩短科技变革速度与培养掌握上述技术的劳动力之间的时间差，从而培养知识渊博、技能娴熟、拥有良好价值观的毕业生，提升国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和便利性，同时减少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好地应对突发危机和挑战。
2.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环境
面向2050，我国需要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环境。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主要集中在区域、大学和群体之间。
首先，在区域之间，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存在东中西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以及城乡入学机会的不平等问题。譬如，从现阶段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来看，呈现东部集中、中西部较少的分布态势。以2017年首批入选“双一流”建设A类名单的36所大学为例，东部地区共计有25所，占总数的69.4%，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5所和6所，仅占13.9%和16.7%，这与2017年中部和西部人口分别占中国总人口的26.5%和27.1%的比例很不相称。当然，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差异颇大，东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但也不宜差距太大。因此，从《教育规划纲要》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再到《远景纲要》，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并采取了诸如试点推行省部共建、部省合建大学、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农村地区招生专项计划、少数民族考试加分录取等措施，以推动高等教育的区域均衡发展。未来我国应继续加强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资源倾斜，在完成《远景规划》中“提高100所中西部本科院校的办学条件”目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和改善中西部高校办学条件的数量和范围，并加大对中西部高校在师资引进、设备更新、教师进修、招生协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其次，在大学之间，当前一定程度上存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于部分精英大学，而占大学数量比例和培养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普通大学的资源则相对不足的现象。正如马金森教授所言，政府渴望建成“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而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私立大学的资源则相对不足。［41］当前统筹推进的“双一流”建设，也可视为集中全国之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举国工程”。这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是培养国民经济建设各领域关键人才、提升本国科技文化水平的必要之举，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及普及化程度逐渐提升，应注意校际资源均衡问题，尤其在2035年以后，临近2050年之时，不应再扩大校际办学资源差距。因而对于公办大学而言，应保障各校基本办学经费充足，并合理规划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路径；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大学而言，应享受相应和公办大学平等的政策支持，并获得相应的税收减免和奖励待遇；对于营利性民办大学而言，也应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落实相应的税收优惠制度和其他政策支持。
最后，在不同群体之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向更深层次发展，保障弱势群体拥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同时避免对仍因各种原因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学历歧视”，是维护不同群体间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利所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此，应持续改善农村和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提升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继续实施高校招生农村专项计划、少数民族专项计划等针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政策等，充分保障弱势群体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对于暂时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大学应通过开放社会培训、技能进修的方式，真正实现促进人的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
3.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格局
面向2050，我国需要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格局。这一方面体现为与国际交流和接轨，另一方面体现为对国内民众的开放和透明。
在后疫情时代，线上教育的技术水平和适用范围都在逐步提升，使得跨越大学、国界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开展。未来的世界会更加体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未来大学的边界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但国际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会因此愈发紧密和频繁，高等教育国际化将进一步发展。未来高等教育既是各国机构和机构间、机构和学生间交流的途径，也是不同知识领域相互贯通的中介。因而我国也应坚持高等教育的国际开放战略，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必将更加开放与包容，除了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规模以外，还将注重国际化质量提升，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人才流动，增进国际理解与友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应有的力量。
此外，大学也应该走出封闭自己的高墙，与那些留在象牙塔外的人进行教育交流。因为大学不仅服务于本校师生，随着未来在促进科技进步、引领智慧生活等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相应地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因而除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民众进校实地参观、主动向社会公布学校办学情况等之外，大学也应将教育功能更多地向社会成员开放，通过举办公益性质的科普讲座、开办短期社会培训和技能进修班的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使社会成员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得以提升，助力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这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工作年限延长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4.高度重视生态的高等教育
面向2050，我国需要高度重视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党的十八大后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再到党的十九大后着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被摆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的地位。相应地，高等教育也应配合国家战略布局，将生态观念和意识摆在突出位置。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相关文件和世界各国学者对于未来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可以看出，2050年的高等教育必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重视物种间的平等，重视可持续发展，重视生态正义。对此，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学中也应融入和凸显生态保护意识，向学生传递物种平等的非人类中心思想，使学生能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己在其中应扮演的角色，自觉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科研机构应将部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生态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积极发挥高等教育的生态价值，为化解气候危机等全球性生态问题贡献力量。
总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2049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与2050年这一21世纪的中点基本重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讨论世界高等教育2050远景的情况下，向来注重长远发展规划的中国应“风物长宜放眼量”，结合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筹划中国高等教育2050的长远规划，考虑如何描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愿景和宏伟蓝图。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吸收各国及学者的设想和智慧，在原有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深谋远虑，谋划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重生态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相信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高等教育一定会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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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马秋妍 复审/陈锋正 终审/郭运瑞）
